【油灯博物馆与陈履生美术馆遥相呼应 常州西太湖 雅集园】

黑瓷龙头把油灯，油灯博物馆藏

　　关于灯的起源至今普遍的看法都认为是由原始的盛食器“豆”发展而来，但究竟无从知晓，基本上是以貌来论。考古发掘中的资料中有各式各样的豆，新石器时期的陶器时代以陶质的居多，青铜时代则以铜质和陶质的居多，往往是陶质简朴，铜质富丽。它们中有许多陈列在今天的博物馆之中，见证了人类历史与生活的变迁。从外形上来看，豆与灯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造型，可是，从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并存的这种造型的器物，其指认上的依据往往是笼统论之，或约定俗成，这正是今天考古必须面对的问题。显然，时间越往前推移，对于很多事物的认识就越模糊，因为，时间的单位已经不是十年、百年，而是千年或千年以上，即使是科学的碳十四测定也会有相当年份的误差。

原始彩陶豆，甘肃，油灯博物馆藏

　　新石器时代的陶豆基本上出现在中国各地区的考古遗址中。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距今6700-61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距今6100-5400年左右的大溪文化（重庆巫山）、距今6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浙江嘉兴），距今5600-477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湖北京山）、距今4600至41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山东历城）等，都有丰富的遗存。其中，属于大汶口文化（山东泰安，距今6500-4500年）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距今5100年）和邳州大墩子遗址（距今6445±200年）等也有较多出土。它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柄上，其中新沂花厅遗址出土的“镂空高柄豆”不仅是在形制上有了大尺度的突破，如此的瘦长是如何盛放食物？而重要的是镂空的出现，丰富了原始陶器的制作；“镂空陶豆”则变化了柄的造型，在镂空的处理上也表现出了装饰的意匠。与之相应的距今57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甘肃临洮）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陶豆，以其丰富的彩绘为原始陶豆增添了无比丰富的内容和审美的意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豆和同时期其他类型的陶器一样，以极尽变化之能事的图案变化，标志了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可以说，这种反映地域不同的文化差异正是中华文明在起始阶段所表现出的丰富性。

原始马家窑彩陶豆，甘肃，油灯博物馆藏

　　以实用为目的的盛放食物的陶豆，基于用的功能要求而存在着柄的高低的不同，甚至没有柄。与柄相连的足呈喇叭形，其直径的大小决定了它的稳定程度，而用于盛放食物的盘的直径大小以及深浅，则决定了盛放食物的多少。因此，在这样的基本构成之中，每一部分的大小都有着一定的器用的意义。从制作方面来考量，手工的差异性所带来的形制的不同；从审美出发的对于比例关系的把握，直到在造型方面的考虑，在彩绘图案方面的即兴，以及在其上所做的各种镂空以及刻画等装饰，都构成了一个在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与实用相关的陶豆这样一种特别的类型。

陶质凤鸟形油灯，高13cm，汉代，油灯博物馆藏

　　商周时期的青铜豆在新石器时代陶豆的基础上往精致化方向发展，无疑，这是因为材质和工艺的不同。这一时期的青铜豆不仅是造型精巧，而且图案纹饰的丰富多样也和这一时代的青铜器一样表现出时代的特征。商周的青铜豆分为实柄豆和镂柄豆两种类型，它们都是新石器时代豆的基本造型的延续和发展。总体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的柄变得比以前更粗，表现出比以前更为稳固的姿态，因为有了这个粗的柄，为工匠展现了施展才华的地方，上面的文章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盛放食物的盘上多了盖，在保温和卫生方面都有了进步，更突出的是在外形上有了明显的不同。应该说在这一时期用于盛放食物的专门的豆，和与豆有着相似造型的用以照明的的灯，开始表现出了在功用方面的专业分工。因此，灯的柄依然保持着细长的造型，而上面的用以盛放油的盘的深度则变浅，相形之下，盛放食物的豆则更深，更接近于碗

。

汉代青铜油灯，高18.5，立柱分十二面，有二束腰带，灯盘内有二锭。造型匀称，做工精细，为同类中精品。

　　有考古资料印证，宁夏海原菜园村距今4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建筑遗址的一处窑洞内壁上发现了多个孔洞，其周围的壁土已有大量因火烤而变色的痕迹，可以说明这些孔洞是用以插放松枝火炬的地方。无疑，这是人类离开穴居而迁居到自己营造的用以避风雨和寒冷的建筑中，而人类在这种早期的建筑中处于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时是如何度过，火或灯的意义不言而喻。处于原始社会早期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5000年）中已经有一处面积130平方米建筑物；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或商早期的王室殿堂更是面阔9间、进深3间、面积达二三百多平方米；河南安阳小屯大规模的建筑物遗址更多。这之中，豆除了盛放食物之外，是否兼具其他功能不得而知。一器多用在那洪荒年代有可能在简单的生活中也是随意为之，一切取其方便。因为，有了油脂，任何能够不让油脂随意流动的器物都有可能充当早期的灯具，这种实用的关联实际上延续到20世纪中期，那些用玻璃的墨水瓶所改造成的灯，几乎是同一个道理。由此联想到《尔雅》中所说：“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如果说，早期是以材质来区分豆的功用的不同，那么，也可以说明陶豆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具有了灯的用途，因为《楚辞·招魂》中的“兰膏明烛，华镫错些”，其“镫”就是灯。文字上的“登”“镫”“灯”的关系，早有《说文解字》以通假字的表述为后人指明。

陶质挂釉凤鸟形油灯，汉代，油灯博物馆藏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在油灯出现之前可能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时期，即火炬时期。这一时期把没有点燃的火把称作“燋”；用手执的小火把称为“烛”；插在地上的大火把称之为“燎”；立于庭院中的称之为“庭燎”。

　　《诗经。小雅》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孔颖达疏：“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为明，是烛之大者。”

　　《周礼·秋官·司烜氏》记：“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郑玄注：“坟，火也，树于门外曰火烛，于门内曰庭燎，皆听以照众为明。”

　　《礼记·曲礼上》云：“烛不见跋”，孔疏：“跋，本也，本，把处也，古者未有蜡烛，唯呼火炬为烛也。”

　　《仪礼·燕礼》：“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西阶上，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大烛于门外。”郑注：“烛，燋也。”

　　《礼记·檀弓》：“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

北周九头陶质油灯，油灯博物馆藏

　　人为了自身的目的，以其破天荒的智慧而发现了火，发现了火的热能和光能，并以其特有的创造发现了用以点亮的油脂，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上有着先于豆或与豆并存的时期，本质上来说是自然状态与人的创造之间的差异。豆和灯在“盛放”这相似的功用要求中，有了特殊的亲情关系，因此，到了商周以后，彼此的区别则成为约定俗成，而更多品类的盛放食物的器物的出现，鼎、簋、鬲、孟、敦、盆、豆、铺等十余种器物在不同的专业分工中表现出了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向精致化的方向发展，其器物的品类就越来越多，而灯的种类也更加丰富多样。

汉代铜质四盏油灯，高11.4cm，油灯博物馆藏

　　但是，今天人们对于豆与灯的指认依然存在着模糊的界限，即使是对于豆的判别也存在争议和分歧。其中关于簋和豆判定在陕西扶风城关镇五郡村的一件器物之上就有不同的表述，虽然该器的内底铭文已经明确为“簋”，可是，宝鸡市考古队和扶风县博物馆的简报却说：“名为簋，其实是豆”，这可以说明两者在器形上有相似的地方。而这种相似的辨识度如果在没有铭文的状况下，其判别就更成为问题。对于学界所普遍认为的“腹部较浅，有柄，圈足”的豆的特征，与这类造型的灯的特征完全相似，在考古判定中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的不确定性。显然，这种模糊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源流上的多种可能，或许正是今天认知油灯文化在某些专门问题上的趣味之所在。

　　在香港荷里活道看到的汉代铁质错金银油灯，极为少见。错金银工艺常见于青铜器上，此铁质油灯上错金银图案之精美，不仅代表汉代风格，而且表现为汉代的最高水平。

　　到了汉代以后，豆和灯在功用上已是是泾渭分明，指认上也没有了商周到战国时期的那种不确定性。然而，在许多墓葬中出土的明确为灯的陶质的明器，人们往往还是说它为“豆”，只不过这样的指认是明确的“灯”，因为它的外形像豆。这是为那些处于地下的墓主人带来光明的灯，是他们在地上人世的亲人为他们点亮的心中的灯。

埃及油灯，铜质。放在阳台的栏杆上，以金字塔为背景。好像是它当年照亮金字塔的设计者和工匠。